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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园欺凌如果发生在美国,学校和法律绝不会纵容

制定反欺凌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全世界的“熊孩子”都送进监狱,法律只是受害者最后一道救济。在恶意发生之前,反欺凌同样包括心理疏导和预防。

 

作者:于方

网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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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品 | 网易浪潮工作室

撰文 | 于方

在近期多起校园欺凌事件的新闻曝光后,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推出《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整治的通知》,专项整治期间的整治措施包括展开批评教育、心理疏导,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将立案查处。而在大洋彼岸,在美国校园里欺凌同学的中国留学生翟芸瑶等三人,将在美国监狱里将度过漫长的6-13年的刑期。

相比国外法律对“校园欺凌”的严刑酷法,中国式教育中对孩子间的“小打小闹”要包容的多。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校园里的欺凌现象少,相反,已有数据显示这一现象比我们想象中严重的多。

北大公公卫生学院、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员乔毅娟等,在18个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随机抽取187328名学生,发现有66.1%的男生和48.8%的女生遭受1种及以上的欺侮,其中被恶意取笑是学生中最常见的欺侮行为,报告率为43.2%,其次为性欺侮报告率为27.0%。除了学术机构的研究数据外,并没有全国范围内的数据。而相关数据不齐全的另一个原因,是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对“校园欺凌”的关注、研究还远远滞后。

中关村二小这样的校园欺凌,在美国没好果子吃|浪潮工作室

2015年,12岁的学生Pilar Petroski在蒙大拿州众议院教育委员会听证会上,一受害者身份支持反欺凌法律。/AP

作为最早开始研究校园欺凌问题的国家之一,60年前美国就开始研究校园欺凌。并在解决校园欺凌问题的策略方面,从法律到校园配置,形成了保护学生的完善体系。

美国关于校园欺凌的立法并非简单惩处有暴力行为的学生,而是从学校监管下手,一边拨款,一边立法严防死守暴力行为

20世纪60年代,美国第一批研究校园欺凌的成果出现时,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。而70年至90年代间,校园欺凌主多为枪击暴力事件,仅1974年美国因校园欺凌所造成的损失就高达6-7亿美元。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至关重要的两项法案,包括《学校安全法案》(Safe Schools Act of 1994) 和《学校禁枪法案》(Gun-Free Schools Act of 1994)。其中《学校安全法案》规定,联邦政府每年需拨专款用于地方学区以帮助学区实现安全管理,同时《学校禁枪法案》配合规定了联邦拨款的申请条件:要求学校对持有武器和违反法律的学生实施停学一年的惩罚,同时学校的执行状况关系到是否能够领取联邦政府的援助资金,援助资金在2014年达到500万美元。

美国用于防控校园欺凌的学校安全法律发展至今,已相当完善,从禁枪、风险评估、联邦拨款再到公开学校安全状况,由政府和学校共同承担安全管理的责任,条款内容细致堪比执行手册。而目前中国关于校园安全的法律规定还只是散见于《教育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法规中,尚没有一部法律涉及“校园欺凌”的准确定义,仅靠专项整治行动,效果聊胜于无。2004年10月至12月,教育部、司法部等八部门就曾开展过三个多月的专项整治行动,取缔非法网吧、游戏厅,辞退校园不合格员工,以及集中查处了一批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案件,甚至尚未关注到校园欺凌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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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4月10日,美国说唱歌手和棒球队员为当西学生拍摄反欺凌宣传视频。/AP

因此,2015年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校园里因欺凌而获重刑后,也无法理解。三人中章鑫磊的父亲面对纽约时报的采访,认为法官口中的“校园欺凌”只是孩子间的小打小闹,而中国人的“中庸之道”就是打完气就消了。抱怨美国法律对章鑫磊判得太重,因对美国法律不了解而输了官司。而实际上,难以理解校园欺凌为什么足以判重罪的根源在于,国内对校园欺凌现象的集体漠视。

美国校园暴力行为三分之二的背后原因是被欺凌者的报复行动,惩处暴力行为只是法律解决校园欺凌事件的结果,从根处解决,才是反欺凌法律的完备之处

美国最初在校园、社区层面的立法,主要针对的是攻击性暴力行为。而外在暴力行为的产生,往往是语言攻击、歧视侮辱以及群体性孤立在先,它们才是校园欺凌的根源。

1999年4月20日上午,美国科罗拉州科拜伦高中的两名高中生携带枪支进入校园,四处扫射,造成13人死亡24人受伤。科伦拜校园枪击事件(Columbine High School massacre)的调查结果显示,两名曾遭受其他学生的排挤和欺凌,内心累计的创伤和愤怒造成了这场“复仇计划”。

美国各州政府开始意识到在学校开展反欺凌的重要性,1999年佐治亚州第一个通过反欺凌法,到2015年4月最后一个通过该法的蒙大拿州,美国所有50个州都有了各自的反欺凌法,有38个州还专门立法禁止网络欺凌或电子骚扰。其中新泽西州的《反欺凌法》最为严苛。

早在2002年新泽西州制定了该州第一部《反欺凌法》。2007年,新泽西汤姆斯河学区的一名学生因性取向问题而遭到同学歧视,被迫转学去其他学校之后,家长将汤姆斯河学区告上了法庭。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,歧视性偏见制造了一个充满敌意的学习环境,违反《反歧视法》,同时发生在校园属于欺凌,判处学区败诉并赔偿学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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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10月12日,新泽西小镇上人们在反欺凌集会上声援一支足球队。/AP

这一判决促使州政府成立了新泽西州反欺凌委员会,针对校园内的欺凌行为从心理到物理进行详细分类,并推动了2010年新泽西州新的《反欺凌法》的修订。该法律中的抽象法律原则很少,基本上都是对治理校园欺凌的直接规定,可操作性强,堪比校园反欺凌指导手册,其中详细规定了欺凌事件的处理步骤:校长或助理在收到欺凌报告后必须在一天内启动调查,处理期限为10个工作日,校长在调查期间必须配备一名反欺凌专家,给学生提供必要的心理疏导;调查报告在提交学区教育局后,家长有权申请召开听证会,如有不满可在90天内继续向州教育部长提出申诉,也可以在欺凌事件发生后的180天内直接向州司法部民事权利司提起控诉,最大程度地保护学生利益。

制定反欺凌法律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全世界的“熊孩子”都送进监狱,法律只是受害者最后一道救济。在恶意发生之前,反欺凌同样包括心理疏导和预防

相比欧美校园中的暴力行为,在隐性欺凌更严重的中国校园里,心理疏导比法律更重要。中国校园里的欺凌现象和同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更为相似,除了直接的暴力行为,还隐藏在语言攻击(辱骂、嘲笑、威胁)、群体孤立、散布谣言、羞辱戏弄等等之中,甚至包括借助网络的语言欺凌。仅靠《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》框定大原则的行政条款,解决此类隐性欺凌往往力不从心。

2011年,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的校园欺凌事件,推动了校园欺凌的立法和心理援助制度的建立。一名初二男生被多名同学在体育馆围攻,最终不堪忍受长时间欺凌,从家中公寓跳楼自杀。2013年,日本国会通过《预防校园欺凌对策推进法》,明确定义“校园欺凌”是指“学生因为相关人士的心理、物理攻击而受到的精神上的痛苦”,心理攻击被明确写入“校园欺凌”的种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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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11月9日,日本高中校园前的高中生。一天之前日本教育部接到一封被欺凌女生的遗书。/Ruters

针对“心理攻击”,日本学校为学生设立的心理咨询室,聘请律师、心理医生、退休警察和大学教授坐诊,一方面考虑普通老师在校园里的权威形象,无形中给前来咨询的学生心理压力,同时第三方也可为需要“诉说烦恼”的老师提供心理援助。此外,第三方立场的心理援助团队也避免了在调查欺凌事件时,学校偏颇事实或包庇学生。相比于此,中国应试教育下心理健康教育被当作浪费时间的课程,心理老师由普通学科老师兼任,心理咨询室也仅作硬件标配。

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并不仅靠学校的自觉,日本国家财政同样设立了专项资金,每年拨款给学校解决欺凌问题。2015年日本用于预防校园欺凌的资金约66亿日元,相比2014年提高了37%。而教育支持在2012年才首次超过中国财政支出的4%,还停留在义务教育和保障教育公平阶段,校园欺凌专项拨款仍遥遥无期。

Indicators of School Crime and Safety:2015. 

Harassment,intimidation and bullying(HIB) 

Andrew Gumnel, The truth about Columbine , the guardian.

刘雅梦,《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研究》.

发布时间: 2016-12-1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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